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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太陽王的使者 - 東西方交沖滄桑三部曲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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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雍正弑父

關於19世紀中國所遭受的亡國滅種危機這一奇恥大辱,阻撓變法的慈禧、顢頇的滿清大臣往往是後世怨怒的焦點。然而毀壞的因子潛藏在更幽微的地方。翻過康熙、太陽王之間奇妙的平衡點,迅雷不及掩耳地,曆史來到了雍正厲行的禁教政策。更主要的,我們來到了作為康熙之子,雍正與其父背道而馳的人格與風格。


廢太子胤礽。(維基百科)

如果時間教導了我們什麼,那就是沒有完美的人。關於康熙,最震撼人的秘辛或許是他在廢黜皇太子胤礽時的真情流露。在眾皇親大臣之前,他流淚曆數完了皇太子的罪狀後痛哭撲地不起,在場的所有人叩首流涕。這一段史實告訴我們:康熙耗盡了心血,兢兢業業開創出來的大清盛世的繼承人是他的一大心病。同時,康熙的後繼者是誰,在這震撼人的插曲後不可能是一件簡單的事。對於自己的繼位者,康熙有一種悲愴的預感。唯有這能解釋他出格的慟哭、日後對於皇儲之爭撕心的痛楚,以及更赤裸的,他晚年對於皇子弑父的憂懼。對於自己的身後事,康熙早有不祥的預感。這預感一絲絲雕鑄了晚年他悲劇式的容顏。

“康熙大帝煞費苦心地把自己對天主教及傳教士的善意傳達給皇太子,因此,從皇太子內心中,我們已經看出他對天主教懷有和對儒教一樣的尊敬與熱愛。”(《康熙大帝》)這段話的意義將在以下的討論中展現。

直到今天,雍正弑父篡位沒有得到證實。這是時間塵封的,一個至沉至陰的人倫之秘、曆史之痛。讓我們追憶那一段肅殺的日子:

在康熙因風寒而臥床的七天裏,步兵統領隆科多把守暢春園,皇四子胤禛多次出入。康熙駕崩當夜,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聽見暢春園傳來異樣的聲響:“突然,仿佛是從暢春園內傳來陣陣嘈雜聲,低沉混亂,不同尋常。基於對國情民風的了解,我立即鎖上房門,告訴同伴:出現這種情況,或是皇帝死了,否則便是京城發生了叛亂。為了摸清叛亂的原因,我登上住所牆頭,只見一條通衢蜿蜒牆下。我驚訝地看到無數騎兵朝四面八方狂奔,相互之間並不說話。觀察一段時間後,我終於聽到步行的人們說:康熙皇帝死了。”


紫禁城內門。(維基百科)

在這不比尋常的混亂後,持刀出鞘的士兵急馳護送駕崩的皇帝遺體回紫禁城。混亂中,隆科多宣布康熙口諭,胤禛繼位。諸皇子對這一消息的反應幾近瘋狂:在大內值班的胤禮碰見隆科多,聽說消息後驚駭至極,瘋狂而奔回家。第二天,胤禛下令在當夜舉行大殮,並急召回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胤禵。皇城九門不啟六天,嚴禁出入。

康熙的遺詔在駕崩後三天才出現。從朝鮮使節到百姓,沸沸揚揚傳出了各種傳言。朝鮮冬至使的報告如下:“或稱秘不發喪,或稱矯詔襲位。內間事秘,莫測端倪。而至於矯詔,則似是實狀。”

即位後,雍正立刻下詔收回所有康熙的朱批諭旨,並不到幾天就“發布了一個使全國震驚的命令:趙昌被拘執,處死刑,財產抄沒,子女為奴。”(馬國賢,《京廷十有三年記》)。“在康熙皇帝晏駕時,雍正剛剛登基,尚未等到其守喪大禮的結束,出於人們不知道的原因而逮捕了趙老爺,判處他戴枷到東直門。”(馮秉正,1724)趙昌是內務府官員,康熙的貼身內侍。他是康熙與西洋傳教士的橋梁,皇帝的“眼睛、耳朵和嘴巴”。


孝恭仁皇後烏雅氏。(維基百科)

胤禛即位後十三天,他的生母孝恭仁皇後說:“欽命吾子繼承大統,實非吾夢想所期。”堅不移居太後宮殿。雍正元年五月,孝恭仁皇後突然死亡,死因未明。對胤禛繼位憤恨不平的皇子們遭到了悲慘的下場,非死即幽禁,或被賜予侮辱性的名號(阿其那、塞思黑)。原本繼位呼聲最高的胤禵幽禁了半生,他曾在禁中“狂哭大叫,厲聲徑聞於外,半夜方止”。

此外,胤禛不住舒適的暢春園、不去自康熙起清帝每年居住半年的熱河避暑山莊、不舉行木蘭秋獮大典、不葬於祖陵東陵等重重不可解的疑雲都叫人難以釋懷,並揭示了弑父者胤禛的心理狀態。

雍正朝最大的公案要算是撲朔迷離、欲蓋彌彰的《大義覺迷錄》。雍正七年,胤禛對曾靜、張熙指責自己的十大罪狀巧言答辯,和犯人的審訊詞、口供一起收入《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令官吏、學校教官人手一冊,全國性強迫閱讀,玩忽者治重罪。而更叫人匪夷所思的是:乾隆即位後立即把書召回銷毀,“有私藏者罪之”。

書中,胤禛對天下控訴他的十大罪狀逐一辯解。對於“殺兄”、“屠弟”之罪,他細述各兄弟“桀驁之行”,並說自己“光明正大,公正無私,諸兄弟之才識實不及朕。”對於“好殺”之罪,他這般自辯:“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罰一人,即步履之間,草木螻蟻,亦不肯踐踏傷損。”

奇異之處不止於此:胤禛命悔改的犯人曾靜、張熙四處宣揚這一奇書及皇帝的英明,痛斥自己誤入歧途,並讓人人表態,其乖謬不啻文革式的批鬥。雍正朝設有觀風整俗使達七年之久,可說是文革“思想教育”的先驅。雍正一朝,慘烈的文字獄近二十起,不少是他親自揭發、審訊,懲罰也以屈辱人心為能事,非人所能想像。由於株連甚廣,造成了一種驅之不散的恐怖氣氛。此外,在他辱罵人臣、不似人君的朱批中,胤禛其人的蛛絲馬跡無所隱藏。

從他即位的第一天起,雍正篡位的傳聞曆曆如繪。曆年來,清史學家孟森、王鍾翰等人提出了堅實的論證,民間對於胤禛弑父、改詔的曆史場景也投注了不同凡響的想像力。然而自上個世紀末起,出現了為雍正翻案的說詞。晚近,清史學者、康熙八世孫金恒源再論“八人同受面諭”純屬虛構,清史專家李學智並提出了隆科多矯造遺詔的史證。滿文《上諭檔冊》中有一文件上寫著:“康熙六十一年11月14日(康熙駕崩第二天)諸阿哥等奏:恭閱尚書隆科多撰書《遺詔》。奉旨:是。著交內務府、翰林院會同撰寫。”也就是說,和隆科多宣述康熙“口諭”異曲同工,現存的所謂康熙遺詔是由隆科多起草。

康熙五十六年,康熙面諭諸皇子、大臣他預擬了十年的遺詔。現存的遺詔是在這份遺詔上切割抄襲,最後加上繼位者名字而成。在他的親筆遺詔中,康熙痛陳自己肩負天下,兢兢業業的“血誠”,和對於立王儲之戒慎恐懼的苦衷。痛切之情,“披肝露膽,罄盡五內”:

“當年立心以天下為己任,許死而後已之誌,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釋此負荷,優遊安適,無一事嬰心,便可望加增年歲。……倘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

這些話在現存的遺詔中完全消失。頒布世人的,是一份曲折了康熙的意誌和情感的矯詔。無論是否親自出於大行皇帝之手,遺詔是皇帝頒布天下的最後一道命令。它昭告天下:新君承命登基,國祚延綿。當遺詔乃違背大行皇帝意誌的偽詔時,它的意義發生了改變。大一統有了斷裂。

仔細掂量這兩份遺詔天壤之別的重量以及其象征意義,再思量雍正即位後治國精神在本質上的天翻地覆,無疑,史實的天平將壓回真理的位置。同時,我們也領會了為何胤禛在即位五天後下諭,稱隆科多為舅舅。

何以晚近竟吹起了為百姓恨之入骨的弑父篡位者翻案之風?這一風氣和現代人倒錯的是非、偏重事功、物質表象有不可解的關係。深入探究,這一天外吹來之風更和“雍正王朝”與人民共和國、共和國領導人的治國風格暗暗和節有關,我們不可不深思明辨。

“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在胤禛的面相、言行舉止中,在他刻意編寫的《大義覺迷錄》中有太多的破綻,直指一個黑洞。明澈了這一大力逆向扭轉曆史的黑洞,我們將更理解中國近代史的幽微轉折,以及康熙對於廢黜皇太子如斯悲慟的深刻因由。

另一個西方、另一個滿清

和女真族濃烈的獵人血統迥異,胤禛不好打獵。在位期間,他不曾舉行承傳女真牧獵傳統,錘煉滿人勇猛之血的木蘭秋獮大典。有如一個工作狂,他日夜批奏摺,創下曆代帝王朱批的驚人紀錄。同時,他以果決的政策為清朝國庫納入豐厚的銀兩,上接康熙、下啟乾隆,形成了著名的康乾盛世。然而在這盛世中已悄悄植下了日後亡國滅種的因子。

曆史學家同意,促使中西交流大逆轉,並導致日後近乎亡國的關鍵是雍正的禁教。長遠來說,雍幹兩朝的文字獄、誅心促成了幹嘉的考據之風,並鑄就了中華帝國中、晚期文人閉鎖的生存風格。生活在高壓統治下的漢人缺乏明末的自由風氣,常生活在恐懼之中。同時,八旗弟子在入關後生出了頹廢、安逸的風氣,一掃往日的矯健。面對來到門下頻頻叩關的西洋商船,這閉鎖的心靈更向內縮聚,並形成了日後對待英國使節團的僵固、保守。而我們知道,在18世紀,英國已是自稱“人類主人”的西方第一強國。

在雍、幹兩朝背對世界的七十多年間,西方天翻地覆。1748年,孟德斯鳩完成《法意》。1762年,廬騷完成《民約論》。1769年發明蒸汽機。1772年,狄德羅等人編纂的《百科全書》出版。1774年,燒煤鑄鐵煉鋼。1776年美國獨立。1789年法國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台。從器械、社會結構到思潮,西方經曆了一波波的驚濤駭浪。到了18世紀末,從內到外,這已是另一個歐洲。

在笛卡爾的二元論之後,精神與物質之間生出了絕對距離。孟德斯鳩的《法意》拋棄了把美德和自然秩序統一的自然法,視中國精神為一種奴役的精神。朝理性、民主、自我意識、工業化大步邁進的歐洲人失去了對中國式的開明君主製及道德哲學的興趣。兩百多年來改變世界版圖的帝國主義以更大的野心邁入了一個以科技、獲利為驅動力的,滾雪球般失控的世界。

曆史的轉輪傾軋,滿清面對的不再是溫文儒雅,專注於精神、人心的,來自太陽王的法國傳教士,卻是挾帶精良器械、工業碩果,一心擴大貿易、領地的,帝國主義心態的英國商人。同時,路易十四之後的法國曆經平民革命的巨變、啟蒙運動的世俗化風潮,也不再是太陽王時代崇尚文化、優雅的法蘭西。

與此相對的,是雍正一手改造了的滿清帝國。

胤禛登基後,清廷對遠道來致賀的葡萄牙大使心生疑懼,再三追問他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在胤禛和傳教士的對話中,更吐露了日後西洋船炮兵臨城下的端倪。

“你們想讓所有中國人都成為基督徒,這是你們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這一點。但這種情況下我們將變成什麼呢?變成你們國王的臣民。你們培養的基督徒只承認你們,若遇風吹草動,他們可能惟你們之命是從。朕知道目前還沒什麼可擔心,但當成千上萬的船只到來時就可能出亂子。中國北面有不可小看的俄羅斯人的王國,南面有更值得重視的歐洲人和他們的王國。”(《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馮秉正,1724)

對於西洋人的宗教、科學,康熙及其繼位者之間的態度迥異。對於西洋人厲害的武器,康熙及其繼位者同樣持迥異的態度。平定三藩時,康熙命南懷仁監造火炮。閑談時,他問過張誠:“既然歐洲能造這麼好的槍,為什麼不把它們運到中國來?”到了乾隆,清廷對英國使節贈送的野戰炮態度冷淡,甚至拒絕英國人示範如何使用。英法聯軍攻入圓明園時再度發現這門倒楣的大炮。它傾倒在地,炮口依然簇新。

讓我們回溯這一大逆轉。胤禛在隆科多的嚴密護衛下即位,禁教令在雍正元年底頒布。之後,耶穌會士的信中布滿了這一場百年迫害的斑斑血跡。抱著大願來到中國的傳教士落入了屈辱、鎖鏈和死亡。

在鎖國的同時,雍正把鎖鏈轉向帝國的子民,把他們的心靈上鎖,把士子的心誅滅。

雍正弑父。雍正所弑的,除了康熙的肉身之外,是康熙“孜孜汲汲、殫心竭力”開辟出來的雍容大度,吸納西方文化、禮遇傳教士的時代。這一弑父的行動是如斯徹底,以至於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康熙與太陽王之間那完美的平衡陌生得有如神話。然而如果時間果能逆轉,那才是近代文明真正的開端。

篡位者,竊國者也。被盜竊的,是康熙開創的自信而開放,好奇而勇敢的滿清帝國。被偷天換日替換成的,是一個日後我們恨鐵不成鋼,腐朽懦弱的滿清。被盜竊的,是中華帝國與西方攜手並進的,屬於全人類的一條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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