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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太陽王的使者 - 東西方交沖滄桑三部曲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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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幾何的中國皇帝


立在渾天儀一旁,穿欽差大臣衣袍的耶穌會士。(新紀元資料室)

在這東西文化交會的時期,最著名的形象之一是立在渾天儀一旁,穿欽差大臣衣袍的耶穌會士。在工業革命前夕的歐洲,科學與神學之間取得了微妙的平衡。正如哥白尼、克卜勒等古典天文學家虔誠地把天文望遠鏡轉向光年外的星辰,天主教傳教士透過古典科學成果的傳播來成就救恩。來自太陽王的使者,不可規避地,懷著同樣的心願來到了康熙的皇城。

早在年少時,康熙對天文的興趣就已展露。在一封信上,南懷仁述說他隨康熙出巡的光景:“到了對岸,皇帝和兩位西域王子、他敬重的韃靼閣老坐在一塊兒。夜空明澈,皇帝看著半圓的天穹,叫我用漢語和我的母語把主要的星座講給他聽,想以此表明他對自然科學知識的了解。他又拿出幾年前我們為他繪製的小型星座圖表,依據星座的方位說出時刻來。在貴族國戚前,他為能展示自己的學問而感到滿意。”(南懷仁,《韃靼旅行記》)


明清北京觀象台。(故宮提供)

做為法國的文化使者,耶穌會士帶來的天文、曆法、輿地等科學是人類了解自然的工具。在精神上,崇尚真理、理性的古典科學與實用、科技取向的現代實證科學有天壤之別。在來自太陽王的使者悉心指導下,康熙用象限儀觀測太陽子午線的高度、以天文環來測定時辰。“漂亮的大半圓儀,這件用於天文觀測的儀器皇帝喜愛有加,不僅在禦花園中經常使用,巡幸時也常常讓內廷官員背著隨行。”康熙通過這些儀器來理解、探測大自然,並在第三次南巡時登上黃河堤岸,用水平儀探測水位高低,親自發現了治水大臣所疏忽了的,河水倒灌入洪澤湖的現象。


西洋繪畫儀器盒。(故宮提供)

一位學習幾何、數理、天文的中國皇帝——在今天,這多像是癡人說夢。然而康熙把這夢想成就了。他以健康、急切的胃口吸收西方科學、文化,了解西方君主製度,並命人把《窮理學》、《幾何原本》、《欽定骼體全錄》等涉及多種學科的書冊譯成滿文。1713年,他令皇三子胤祉在暢春園成立被譽為皇家科學院的“蒙養齋算學館”,館中彙聚了一流的漢滿天文、數學家從事天文觀測、數理研究,並編纂浩大的《律曆淵源》,編纂時間長達十年。

康熙對數學、天文的研究遠遠超出了愛好者的水平,卻已達到了專業水準。除了親自教授皇子外,他在宮中開設


養心殿。(維基百科)

自然科學的講筵,向九卿、大學士講授天文曆法、算學、樂律,並多次令國子監挑選官學生去欽天監學習算學、自然科學。優秀的學生留在欽天監任命,參與編纂《曆象考成》、《儀象考成》等浩繁的類書,並被派去遠方考察製作地圖。蒙古正白旗弟子明安圖曾以官學生的身份到皇宮聽講,他回憶道:“自童年親受數學於聖祖仁皇帝,至老不倦。”


養心殿。(維基百科)

天朝出現了穿欽差大臣袍服,佩戴十字架、長須長髯深眼眶的西洋人。每天天不透亮,他們從遙遠的住所動身入養心殿講授,皇帝對他們的親切是人們有目共睹的。1692年,經過在大臣之間的斡旋後,康熙頒布了天主教赦令:保護教堂、基督徒,允許百姓入教。和歐洲無休止的宗教爭端對比,這一中國皇帝頒發的赦教令在歐洲受到了各方的讚譽。


西方傳教士所繪的順治皇帝和湯若望。(維基百科)

康熙特許傳教士在京城蓋一座“救世主堂”,並賜下他親筆寫的“萬有真源”匾額及詩一首:“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體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為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崇。”

在他們寫回國的長信中,耶穌會士從來沒有放棄這位東方聖君終將帶領全帝國百姓皈依基督教的盼望。

航向中國

一切充滿了蓬勃的生機,一切充滿了可能。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東西方交會最好的時候:在老子、孔子的思想中,歐洲哲學家看見了歸依於天道的平和理性。同時,中國打開自己,看見了地球儀上遠比想像中渺小的中國版圖。

 


《康熙皇輿全覽圖》局部。(維基百科)

透過西洋人的地圖、儀器,中國人從另一個角度看見了天穹、地理。耶穌會士繼承明末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開啟的傳統,花了十年的功夫完成第一幅有經緯網、實地勘察的中國全圖:《皇輿全覽圖》。古老的帝國開始以另一種眼光來注視世界。1685年,康熙朝開放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連雲港)四個對外通商港口。中國向世界開啟:在皇帝的親自領軍下,西學深入這以農為本的帝國。

然而在東方文明卸甲、全盤西化的今天,仔細審視康熙和路易十四的交會,我們將發現在這交會中不是西學東傳,卻是歐洲對中國文明的仰慕,才是真正重要的事件。從1685年太陽王的使者啟程去中國一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國熱持續了一百年,從哲學、教育到藝術、生活,中華文明在歐洲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痕。

遙遠的地球另一端,中央帝國與天和諧共處的生活風格、道德哲學、瑰麗的文明典章向歐洲文明展現了絕佳的典範。17世紀中葉,歐洲正在告別中世紀的巫術、迷信,向理性邁進;遙不可及的中華帝國,無論精神上或地理上的,是它崇仰的目的地。“航向中國”,恍若葉慈詩中的“航向拜占庭”,在貿易、獵奇和傳教之外,對於當時的歐洲人有一絲朝聖的意味。

在儒家經典的第一本拉丁文譯本《論語》序中,柏應理寫道:“在沒有神的啟示的情況下,理性從來沒有顯得如此完善、擁有如此大的力量。”16、17世紀的歐洲陷入了各派宗教的角力、持久的宗教戰爭;這來自東方帝國,奠基在人性之上的人文理性,因此受到了極大的欣羨和重視。

以他著名的單子論——即宇宙多元論為歸依,終其一生,萊布尼茲致力於在人世間實現一種超越各種矛盾的和諧。對他來說,歐洲和亞洲之間相互理解、調和,是形成宇宙和諧必要的宏偉工程。他悉心研究儒家、宋明理學典籍及《易經》,在其中尋找和基督教啟示神學互補的東方智慧。

東西方之間的相依存對人類的進展至關重要——對於這一點,西方的智者有深切的體悟。在《中國近事》序中,萊布尼茲寫道:“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仿佛今天彙集在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正如歐洲妝點著西方一般,妝點著地球另一端的中國。我相信,這是命運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這一雙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時也是距離最遠的)民族把手探向彼此,一步步使位於它們之間的各民族過上更合乎理性的生活。”


在中國人所實踐的道德感中,萊布尼茲看見了一種自然宗教。他快人快語:“我們才需要來自中國的傳教士。”(維基百科)

在中國人所實踐的道德感中,萊布尼茲看見了一種自然宗教。他快人快語:“我們才需要來自中國的傳教士。”“不管怎樣,我覺得鑒於我們目前面對的空前的道德沒落狀況,似乎有必要請中國的傳教士到歐洲給我們傳授自然神學的目的與實踐,就像我們的傳教士向他們傳授啟示神學一樣。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們借一個超人的偉大聖德,亦即基督教給我們的神聖饋贈而勝過他們,如果推舉一位智者來評判哪一民族最傑出,而不是評判哪位女神最美貌的話,那麼他將會把金蘋果判給中國人。”(《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

他甚至建議西方君主向中國學習,東西方互派文人以發現普遍的真理,以“從中生出奇妙的和諧”。在收到白晉寄來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後,萊布尼茲大為振奮,他相信把伏羲的符號延伸出去能發明一種新的文字。以哲學家理想化的天真,他寫信請路易十四仿造中國字,創造出一種為各國人民所理解的象形文字。他並表示希望能去中國旅行。不但如此,他還把自己發明,並在伏羲的八卦中得到印證的二進製演算法請白晉呈給喜歡數學的康熙,並寫信要求加入中國國籍,以表達他對中國的敬意。

對於人類文明,對於人自身,這時生活在歐洲的學者懷有崇高而謙遜的想望。伏爾泰多次提醒自己的同胞:中國人不可能如許多歐洲人所認為的,同時是偶像崇拜者和無神論者。雖然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上中國不及歐洲,然而“在四千年前,當我們還不能閱讀時,中國人已知道了全部我們現在拿來炫燿的那些東西了。”“當您以哲學家身份去了解世界時,首先把目光朝向東方,東方是一切文化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風俗論》)

在千年來儒家的經世治國中,歐洲學者看到了完美的模型,甚而提議在歐洲“移植入中國的精神。”對於許多啟蒙思想家,中華帝國奠基在最高的倫理原則之上。對他們來說,利瑪竇所批評的中國人缺乏尚武的精神不是懦弱,卻是一種美德。在伏爾泰眼中,中國獨特的道德科學“是最重要的科學”,而中國文官所展現的“禮貌和尊嚴是歐洲最機敏的權臣所不及的。”

1769年,園藝家、傳教士波維爾(PierrePoivre,1719~1786年)呼喚:“只要中華帝國的法律成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可能的模樣展示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去瞻仰史上最偉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哲學家遊記》)

這裏所指的偉人是康熙。白晉獻給太陽王的《康熙大帝》1697年出版,書中康熙年輕自信的畫像成為歐洲人所熟悉的,中國皇帝的形象。同時,耶穌會士多種關於中國的著作:李明的《中國現勢新錄》、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耶穌會士寫回國的一封封關於中國文化、風俗的長信,以及與中國有關的數百種書冊在歐洲(主要在法國)先後出版,引起熱烈的討論。中國美學、立在大地上純真高大的南京瓷塔、孔子樸實無華的道德哲學在歐洲掀起了意義深遠的風潮。


該畫像為利瑪竇死後不久在北京所畫。後由金尼閣帶回羅馬。現保存於羅馬的耶穌會總部耶穌教堂。圖中利瑪竇身穿中國士人的服裝。(維基百科)

從利瑪竇開始,在耶穌會士近一百年不輟的艱苦耕耘後,中國終於深入歐洲人的心靈視野。大量出版中國典籍文獻的巴黎成為漢學之都。1814年,法蘭西科學院創設漢學講座,中國研究正式進入西方學術。

不能否認,一部分啟蒙學者(如沃爾夫ChristianWolff)對儒家的認知不免有所偏頗和誤導,然而萊布尼茲、伏爾泰對於東西文明之間互補的看法懇切、切中時弊。是以一種公正而不乏理想色彩的理性,這兩位學者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弊病時,把視線轉向中華帝國、轉向中國人通過自然理性來實踐的道德傳統,以把人類領向更高、更完善的生存之道。他們所推崇的道德精神也正是天傳給中國人的核心價值,是中國神傳文化最主要的內涵。


漢武榮祠人物、車騎畫像。(維基百科)

兩百多年前中國最受推崇的道德精神,正是天傳給中國人的核心價值,是中國神傳文化最主要的內涵。圖為山東武梁祠山牆的伏羲女媧、神農、黃帝。(維基百科)

在這一中國熱的高峰,對中華文明古國的讚歎瀕臨了信仰的高度:“中國,世界上最高貴的地方,宇宙的中心點,在所有陽光得以照射,萬物得以存活之處,那是最榮耀的帝國。”(那法瑞DomingoNavarrete,《那法瑞修士遊記》)

從時間的這一端回望,這是一個奇跡式的時代。東西方——驕傲的東西方從未如此接近、從未如此充滿了對彼此的憧憬。這是人類文明對於改善自身、完善自身的憧憬。出於什麼機緣,康熙和太陽王這一雙君王的交會有如完美的鏡像,映照出東西文明中真摯、向上的那一面,並賦予了歐洲和中國尋獲彼此、提升彼此的曆史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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