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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記憶和善行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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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現代但丁煉獄的第六天,用血和強暴,以巨大的字母寫成。大批的殺害和千萬件強暴。這些暴人的兇殘、貪慾和倒退回原始似乎沒有止盡……」

 - 羅勃威爾遜家書,12月18日

「這是一個可怕的故事,我不知道如何開始或結束。我從未聽過、讀過像這樣的野蠻。……人們陷入歇斯底里;每次我們外國人出現,他們就跪下來磕頭求救。」

 - 詹姆斯麥卡倫家書,12月19日

南京大屠殺七十週年之際,巨資製作的〈南京〉在各地上映,引起熱烈反響。在美國,《時代》、《新聞週刊》等重要媒體刊登評論,多名影評人稱之為一部「必看」的影片。〈南京〉製片人萊昂西斯、以及〈南京〉劇本所依據的《南京浩劫》作者張純如,希望達到的目的正是如此:把被遺忘的歷史放回人們的記憶。

〈南京〉的角度異於同類的紀錄片: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之交的寒冬,數百名外國人倉惶逃離南京後,一群歐美傳教士、教育者、醫生、商人為了援助無告的難民,在萬難中成立了國際南京安全區,以保護那些無處可逃的,「窮人中的窮人」。他們留下來的信件、日記構成了影片的主軸,即使我們自認知道那場大屠殺的歷史,不需親臨那地獄的時刻,這部影片結尾吐露的驚人事實或許會使我們對這一場被世人遺忘,被屠殺的執行者矢口否認的浩劫獲得更新的理解。對於人性,我們也抵達了更深的洞視。

更重要的是,這部由古登塔格及斯特曼執導,「每一個字都來自見證人」的影片讓我們理解善的深刻蘊含,以及人們為自身的善行付出的重大代價。人們稱〈南京〉為「中國的〈辛德勒的名單〉」。事實是,這兩部影片對於善行的理解不能放在同一座天平上。

影片的另一部份重量放在倖存者的口述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珍藏的膠捲上。在黑白片斷中,夾著鋪蓋、拉大車子逃難的人們歷歷在目。他們穿的露出棉絮的舊夾襖,飽經風霜的皺紋、白鬚,車上凌亂的長木凳下壓的一大落棉被、家當驚心動魄。這些是生活在底層的中國老百姓。一個男人抱娃兒癡癡立在大街上,厚襖裹身的娃兒一身是血。剛被炸過的河上浮起了一具具屍身和親人驚恐的叫喚。女孩們偽裝成男孩,像被啃過的草地一般的光頭。老人滄桑的中國臉骨。

製作組費了好大功夫找到倖存者。這是我們見證人性和倫理親情的時刻,是母子、爺孫、父女之間生死的訣別。以身護小孫女不受日本兵強暴的爺爺,和推開爺爺,自己承受一切以保老人性命的孫女;親眼看見小女兒甩了企圖強暴她的日本兵耳光後,頭被刺刀劈成兩半的父親;眼見母親一邊流血死去,一邊哺乳弟弟的九歲小男孩──現在,他已邁入暮年。
 



「日本兵把我小弟弟從我媽媽手上奪走,拿刀刺我媽媽,我媽媽倒在地下,一直拿眼睛看著我,看著我,我知道她要我去找小弟弟。我跑到一個院子,一大堆屍體,上面有個小娃大聲哭。我大叫『弟弟』,小娃回頭,一看,是我的小弟弟。我把弟弟抱來,我媽媽死勁打開衣襟,小弟弟就爬到我媽媽身邊,她的乳房下都是傷口,一直流血,一直流血。我媽媽使勁讓我小弟弟吃奶,我看了直哭,我說媽媽我把你蓋起來,我們回家,你會好的,我媽媽眼裡一直流出眼淚,小弟弟拚命吃我媽媽的奶……」

影片中出現了當時佔領南京的日本老兵。一個老兵回憶當年把成千上萬棄甲而逃的中國兵綁上繩子牽到河邊,朝他們背後開槍掃射。「他們發出的哀嚎還在我的耳邊響。」說著他凝望遠方,抽起了煙。在更多時候,這些老兵沒有露出任何的愧悔。南京大屠殺的主兇在戰後被判為一級戰犯;現在,他們的牌位供在靖國神社,受日人朝拜。

〈南京〉的導演提起在訪問一個老兵時,他完全是個老好人的模樣,花園陳列著迪士尼的人物像。「這就像是漢娜阿倫特說的,罪惡的庸常性。你走上前,眼前是白雪公主和七矮人,而這人不停握你的手。」這個觀察和〈南京夢魘〉(2005)製作人,美國心理醫生約瑟夫的疑問形成難以協調的兩極:在約瑟夫專業的眼中,他在圖片上看見的入侵南京的日本兵像是「集體陷入精神錯亂的狀態。」

作為一部無論是影像或敘述都十分豐富的紀錄片,〈南京〉呈現了關於人性、歷史,和人存在的真實。在人們最誠實的時候,殘酷的真實呈現了自身。對於百年來經歷了一場海變的中國,這些黑白影像呈現了沉痛的過去,給予了我們值得珍藏心底的,中國百姓的典型。通過這些以性命換來的膠卷,這缺乏紀念的苦難質問我們:「為甚麼逃避過去?你要逃到甚麼時候?」淒惶的黃臉、古舊的袍子,閃爍著憂懼的黑眼睛向把他們遺忘的後裔說:「看我們──我們的確存在。」

在張純如為寫下一本書而調查二戰時被日本俘虜的美國兵,因而再度踏入禁區時,在長期的壓力和體力透支下,陷入憂鬱症的張純如自殺了。她自殺背後的深層原因不是我們所能參透,她的三張遺書上指向的陰謀論更留下層層謎團。對於自己的自戕,她這樣懇求:「請原諒我。原諒我,因為我無法原諒自己。」

在〈南京〉最後,我們得知一直不顧一切,奮力保護她在金陵女子大學女學生的華群女士Minnie Vautrin(當時的代理校長及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在一九四零年由於精神崩潰而離開南京,並在一年後在她狹窄的寓所開煤氣自殺。她留下一封遺書,上面寫道:「如果我有十條生命,我依舊願意把它們獻給金陵。然而我只有一條生命,而我失敗了。」

影片中,人們深情地追憶這「南京的聖人」──出身貧寒,端麗而有力,把一生獻給了教育的基督教士。她在金陵女大保護了上千個難民,在食物短缺時把自己的米飯讓給難民。華群的日記中有這一段:「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景象。枯葉的抖嗦,風的哀嚎,被帶走的女人的哭聲……啊,主,掌控今晚在南京的士兵殘忍的獸性……日本女人要是知道了這可怕的故事會有多羞慚。」

為了理解華群的自殺,讓我們回到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及安全區主任,喬治費區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

「但不得不站在一旁,看最窮苦的人最後的財產被掠奪──他們最後的銅板,最後的一點被褥(而天氣是這麼冷),可憐的黃包車伕的黃包車;成千個向你求助的逃兵和成百個無辜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被拉出去槍斃,或成為刺刀的刀靶,而你不得不聽那殺死他們的槍聲;一千個女人跪在你面前聲嘶力竭地哭喊,求你不叫她們落入追獵她們的野獸手中……」

安全區主席,德國商人拉貝Jone Rabe的納粹身份一開始使他受到敵視。

然而他對提供安全區的難民庇護不遺餘力,並在自己的家園內收容了六百多個難民,因而贏得了人們的尊敬。一九三八年他離開南京時,人們跪在路邊表示感激。

拉貝一直天真地堅信希特勒會對日軍佔領下的中國人民抱以同情;回國後,他把一卷記錄了日軍罪行的影片寄給希特勒,要求他寫信給日本政府,阻止日軍在中國的暴行。等待他的是蓋世太保的審問和讓他噤聲的警告。拉貝在俄軍佔領德國時被逮捕,晚年在戰後的德國貧苦潦倒。他後來收到了南京市長親自送來的一筆救助金,它來自當年受他保護的老百姓。在他們眼中,他是上帝派來救他們的。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為中共佔據之前,他們每月寄包裹給他。(黃慧英,《拉貝傳》)

在影片結尾,我們才真正理解這一段在中國的經歷對這些西方人的意義。它深刻地試探了他們的心志,並要求他們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我們開始理解,真正的善,真正的慈悲意味完全的付出和犧牲。是在最大的脅迫下,人們做出必要的抉擇。

這群西方人完成了他們的抉擇。雖然在日軍堅持下,他們最後不得不關閉這保護了二十多萬中國百姓的安全區,並在期間被迫讓日本兵領走千萬棄甲逃入安全區的中國兵,把他們牽上繩子用機關鎗掃射而亡;不得不交出良家女孩充當滿足日軍的妓女。無論如何,他們做了人必須做的。他們沒有躲在自己安全的大房子內不顧貧苦的中國人,像某些富裕的西方人那樣:「擔心自己的地毯被窮人的血弄髒,勝過擔心這些人的生命。」

然而沒人要求他們把自己無力拯救的人們帶回自己的家園,刻在自己的良心上。沒人要求他們為這些人的苦難負責。他們負起了責任;它的代價是如此沉重,那是上天賦予人的責任的真義。除非我們甘願獻上全部的自己,善不足稱為善。在這些公義的人和以行慈善事業為妝點自身的業餘嗜好的人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

影片結尾停格在南京大馬路口行駛的街車上。一片廢墟的南京在灰燼中升起,和其他城市一無二致地發展、建設,把串串霓虹燈披上了夫子廟,把秦淮河整飾地燈紅酒綠。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廣場上,人們丟石頭玩。二零零零年,南京正覺寺遇難同胞紀念碑被悄悄丟棄,原址上蓋起了大酒店。在大屠殺紀念日淒厲的空襲警報聲中,千人大暴動,抗議紀念碑的拆毀。

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歷史是一名棄婦。我們當把記憶定格在那一日,當日軍砲火猛攻南京城,把紫金山燒得通紅;當人們重返家園,來到了斷瓦殘垣的南京城,把它一磚一瓦從灰燼中拔高。無論是注視這歷經浩劫的可怕的廢墟,還是赤手把它重建,都是一種試煉。而守護這座城池的百姓,不叫他們受到殺害、姦淫、擄掠,同樣是一種試煉。

電影院中,影片放映一半,傳來了越來越無法抑制的,悲慟的哭泣聲。或許人們覺得,哭泣是他們唯一可以為這非人的劫難而做的──無論是為了數十萬遇難的中國人,還是出於不忍人之心而犧牲自己的西方人。

對於這不善於記憶的民族,〈南京〉在中國的際遇是重要的表徵。它在多個城市(包括北京)匆促下片,而〈南京夢魘〉乾脆被拒在國門外。在現代中國光怪陸離的真實中,這有其必然性。難道我們將一路遺忘下去,在這資本主義的新天堂/地獄,這崛起的大國中?

日本政府對南京大屠殺的否認和對人民的欺蒙,以及中國政府、人民聯手的,對這場劫難的忽視同謀,造成了世人對這場二十世紀最殘酷的罪行之一不負任何罪責的遺忘。

現在,這罪責正在回到我們身上。國際南京安全區委員會的二十多名成員已逝,然而時間是誠實的。七十年過去了,這場浩劫將和納粹德國集中營並列,督促人類更深刻地理解善惡的根源,以及人心的幽微。對於日軍在佔領南京時瘋狂暴行的心理解析,也將抵達更深的地帶。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張純如的《南京浩劫》日譯本終於在日本出版;同年七月中,〈南京〉在南京錯過了首輪後終於上映,並在一開始的冷場後逐漸升溫,得到了南京人十分熱烈的回應,電影院出現了許多感人的場面。雖然遲了些,這到底讓我們對人們的歷史感以及歷史的公正恢復了一些信心。

「我要以自己的眼睛看見這些災難,日後我才能以一個證人的身份說話。在這樣的殘酷面前,人不能保持沉默!」這是拉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現在是二零零八年一月。對於我們生活的時代,對如今在中國發生的罪行,我們將留下甚麼見證?沉重的過去和同樣沉痛的現在一起壓下來,要求我們不惜付出所有,以成為它的見證人。

 

原載新紀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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