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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禱:信仰与逻辑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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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逻辑的边界

夏祷
绪论

     香港半岛有着与中国十分独特的关系。无论是在地缘或是文化﹑政治意识上﹐无论是人呼吸的空气还是饮入的水﹐这特别行政区都无法摆脱崛起中的大国投下的巨大阴影。

    1997年﹐回归在即﹐人们站在尖沙咀码头想象来自中国的君父乘坐巨舰﹐从遥远的海口沿维多利亚港湾驶入﹐把香港接收。人人明白巨变即将来临。然而没有人预见七一的百万人大游行﹔没有人预见十年后﹐中环法院前的栏杆上绑满了抗议的布条﹐有人长期绝食﹐身上是控诉的黑字。没有人预见他们将失去充满了记忆的中环天星码头。

当具有强烈历史感的中环码头在数十天的激情抗争之后失陷﹐这属于集体记忆的码头消失在冰冷的临时工事墙后。以往躺在大棚子下等待客的黄包车夫渺无踪影﹐不久﹐卖凉水﹑纪念品的老建筑﹑海水一波波冲刷缆柱的旧址上将高高升起一列豪华的玻璃大厦﹐以填满中国高干们越来越大的钱袋和胃口。

当京奥火炬在香港点燃﹐抗议的声浪被削到最小。马路边﹐人们扬起红旗吶喊﹐在这个时刻﹐中国终于让他们再度感到自豪。而在维园﹐每年的六四烛光悼念会依旧是这样﹕黄昏时﹐离追悼会还很早﹐四面八方走来了步伐坚定的人群。人們心里明白:在奥运热烈的表象下﹐是多少对西藏﹑对信仰者﹑对人民残酷的伤害。

回归后,香港成为一个特殊的深度殖民场域。一方面﹐香港人在心理上逐步从英国殖民者一个半世纪以来打造的﹐雷同于范农Fanon经典分析中的被殖民者心态脱离,另一方面﹐()极权中国与日俱进的深度控制加深了人们的无力感。在这所谓的后殖民时代﹐香港人的焦虑及新旧交织的创痕还未被世界清楚地了解。

从整体上来说﹐高度成熟的经济发展﹑双重殖民的处境构成了这世界良港的深层心理结构。对于香港知识分子,回归以来﹐在努力反省港人的被殖民者身份并重写殖民史的同时,不得不在历史的冲击下急忙展開对来自于中国的极权意识形态的抵抗。

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者的意志深深植入香港人的潜意识中﹔这一难以磨灭的历史背景﹐可以想见﹐增加了新一轮抵抗的艰巨。十年来﹐这悲壮的抵抗在不断的摸索﹑突围下艰巨依旧﹐而港人的集体记忆被粗暴地移去﹑双普选的遥遥无期﹐以及近期中共在香港打手的暴力升級,突显了这一抵抗的挫折感。

在北京的遥控下﹐港人如何坚守自己奋斗而得来的民主意识﹖在国家机器灌输的意识形态﹑消费文化潜移默化下生出来的政治冷感之间﹐哪一个更是人寻求自由和力量的屏障﹖隔一条河﹐港人如何坚守意志,不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污染﹖在这样近而又这样遥远的世界和祖国之间﹐港人的思维更接近哪一个﹖



1.    独立思考的真义

     一直到他从中大退休后﹐分析逻辑教授李天命在香港学子之间享有盛名﹐并以他独特的行文风格淡化了哲学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分野。在香港一地﹐他被冠以「哲学家」的称号﹐并在其学术生涯中致力于宣扬语理分析与独立思考。

     1987年﹐在一场名为相信神的存在是更合理吗?」的九月辩论中﹐李打败了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韩那。多年来韩那在世界各大学巡辩论﹐唯有在香港中文大学﹐他被判为了败方。对于李在辩论中引用的﹐关于上帝与石头的中世纪全能悖论﹐韩那含蓄地说:「我不认识哪个近代哲学家会用它来反驳神的存在」。对于李紧抓逻辑不放的诡辩策略﹐韩那抗议﹕「问题不单只是否合乎逻辑而已,我采访不同的大学,不是为了玩玩逻辑上的游戏。」

最终﹐韩那败在逻辑游戏之下﹐败在三百名中大学生的判断之下。

2001年﹐港府受命于北京﹐准备对法轮功展开打压。九月﹐李在《明报月刊》上发表了「思方拆土轮」(后收入李着《从思考到思考之上》)﹐对《转法轮》一书进行「拆解」。在序言中﹐他直言法轮功「极其谬妄的思想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除了在「行政措施」外还得「在思考层面」上来破解。他自我期许地说﹕「此之谓『独立思考/批判精神』的体现」。

     李不可能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用。在过去﹐他对政治语言的批判停留在抽象的语意分析上﹐却对敏感﹑切身的问题避而不谈。这﹐我们可以了解﹐与香港在长期殖民下养成的政治冷感不无关系。然而在这里﹐李却与政府同谋﹐实时提供了在「思想层面」上对法轮功的重量级攻击。很快﹐这篇长文登上了大学的殿堂﹐并在学子中间形成难以磨灭的影响。這一名扬言批判精神的哲學教授﹐我们看见﹐是甘心替极权效命的一位文人。

所謂的「独立思考」戴上了反讽的面具。对于深受李氏影响而不曾视破真象的人﹐这面具是有危险的腐蚀性的。生活在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对待政治不但显示了其人格特质﹐长远来说﹐更决定了香港能不能保有她自英殖民时期以来一路为之奋斗的主体性。由于法轮功是中共宗教迫害的聚焦点﹐也是当代中国黑暗的核心﹐对于法轮功的态度是今天探测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底线的基石。

对于打压法轮功的政策﹐香港宗教界的反应无疑是更合乎伦理的。2001年﹐在民政委员会为打压法轮功政策而召开的会议上﹐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代表一致决议﹕对宗教自由的捍卫高于一切。两年后﹐香港人坚拒二十三条而走上街头的精神和这一宗教界的决议遥相呼应﹐呈现了香港人拒绝弯折的自由意志。对照之下﹐高举批判精神的李氏匆匆提笔而就的「思方拆土轮」不免启人疑窦﹕这﹐难道是这位分析逻辑教授护航北京的方式﹖

让我们提醒彼此﹕「没有人该对别人提出反对,也不该以侮辱的语言互争。反之,我们却应细心而深切地尊重他人的心灵自由。」(威廉詹姆斯,《信仰之意志》)无论我们对法轮功持什么态度,信仰自由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必要机制﹐人权具有界定性意义的一环。迄今为止﹐法轮功修炼人遍及数十多国﹐只有在中国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即使仅仅出于好奇﹐我们是否该问﹕「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出现了什么不可彌補的差距﹖」

在这一背景下﹐把法轮功在中国承受的迫害以「行政措施」四个字轻轻带过,表露了李氏对真象的缺乏认知﹐以及他对自己的时代缺乏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关注。同时﹐这篇长文侮辱式的行文更显示了他对法轮功奇特的非理性态度。



 

2.「我们最大的愚蠢或许是非常智慧的」

在这里,我们来到了逻辑的边界。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家维根斯坦直言语言无法检验如上帝﹑信仰这些形上概念。而早在十八世纪﹐康德对于人所能使用的语言与形上之间的鸿沟已有完整的论述。至于逻辑自身的限制﹐学者们更是早有定论。「不完备定理」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些事物超出理性分析所能穷究。

身为语言逻辑学者,李氏对逻辑的高估和精神信仰的轻忽在他与韩那的那一场辩论中已表露无遗。从事逻辑分析教学而不正视自己所使用的利器的限制是危险的。从这危险延伸出去﹐于是我们抵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他生活的当下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缺乏认知,以及对正义,對良知的无所承担。

理性主义先驱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然而我抵死支持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是现代理性最本质的注脚。当李不探讨法轮弟子坚忍的信念来自何方﹐却踵步某些大师对小民的轻蔑,不时以愚蠢咒之(全文不下数十处「自掴功」﹑「蠢夫村妇」﹑「睁眼瞎说」﹑「无知妇孺」及「土江湖」等字眼惊心动魄的排列组合),他忘了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更忘了信仰本身的神秘不可证正是几千年以来哲学的关注之一。除了以自身的优越感诋毁他人在认知上的偏差外,哲学家有理解他人﹑守护正义的责任。这一切与逻辑无涉,却与真理相关。就这一点而言﹐李氏偏离了他曾在九月辩论中自称尊为上帝的理性。

客观来说﹐愚蠢二字无法解释甘愿为了信念而付出性命的修炼人的心智,除非我们对人类心灵的运作抱持一种极为浅薄的理解。即使对于以病理学来解释信仰者特异行为的研究者,「愚」也从来不是一个选项。「我们最大的愚蠢或许是非常智慧的。」(Our greatest stupidities may be very wise. 」维根斯坦,《文化与价值》) 对于轻率地判断他人智愚的哲学家(包括维根斯坦自己),这或许是一个不失机智的提醒。而我们都听说过﹐苏格拉底对于自身无知的谦逊认知为他赢得了「雅典城中最智慧之人」的神谕。

各民族修炼法轮功的人包括了理论上最「理性」的律师﹑医生﹑科学家﹐和各大都会的居民。李一概称这些人是「村夫村妇」,并避称《转法轮》作者李洪志先生之名,却代之以侮辱意味不言而喻的「轮脑」。这个做法说明了两点﹕一﹐李并不了解法轮功修炼人﹔二﹐李奉行自己曾在书中明析的诡辩技巧﹐把分析对象一律矮化。

李氏在文中展示的暴力倾向值得我们正视。这一暴力倾向牵涉到潜藏的情结﹐以及直觉式的逃避。为了避免面对自己所恨/怕的事物,不惜自卫式地重击之,或可解释这篇文章在技术层面及风格上的脱轨。事实上﹐关于这篇难以卒读的文章﹐这奇异的风格自身正是我们该首先考虑﹐并思索其根源的。

3. 沉默的辩护

法轮功﹐这一古老的佛门修炼方法﹐因为受到迫害而被笼罩在重重的误解之中。我们唯有以其众多的修炼人在身心上的蜕变来印证这备受侮辱的信仰,以及他们奉为规臬的《转法轮》。

这是一种反向的证明﹕由于我们无法决定这些修炼人所奉行的超常理论之真伪,他们在身心上的变化﹑他们的言行成为唯一可靠的判断依据。威廉詹姆斯所言﹕「为宗教辩护的整个关键在于行为」是我们进行判断的上好原则。

在《转法轮》中﹐李洪志老师教导他的弟子要重视心性修炼﹐把不好的心﹑做坏事的想法去掉﹐并要求他们保持祥和的心态﹐与人为善﹐做事先考虑别人﹐遇到问题时先想对别人有没有伤害。他要求炼功人在生活中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这些平凡无奇的理念的切身实践成为了修炼人证实自身信仰的有力行为。使法轮功在世界上具有说服力的﹐除了使人身心净化﹑健康之外﹐正是这通过实践而获得的道德升华。即以大陆境内千万修炼人冒着入狱的危险一次次对人讲清真象﹑去农村散发传单﹐以及他们在狱中坚毅不屈﹑和平的表现﹐我们可以判断﹐这些修炼者以最大的努力来实践《转法轮》中的理念。

法轮功修炼人在各国展开的非暴力抗争也立足在这样的理性实践上。静坐和绝食是这场世界性抗争不变的主轴。为了洗净谎言﹐「讲清真象」﹐这最低限度的抗争行为﹐成为了他们自我辩护的主要方式。

这场和平运动掀起的退党浪潮﹐不可否认﹐引起一些人的疑虑。然而我们得看出来﹐其终极目的是让全部的人民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同时移去中共对无数农人﹑冤民﹑拆迁户﹑信徒的无情剥夺。在最终极的意义上﹐这场运动和政治无涉﹐却是最高的善的行为。它和修炼人致力于实践的德行是合一的。

在康德的论述中指出纯粹理性无法验证信仰﹔唯有通过实践理性﹐即道德﹐人证实了形上世界的真实无虚。根源于形上世界的道德秩序深入人心﹐使他不至于偏离正道。与康德的信念跨越时间遥相呼应﹐法轮功修炼人正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完成对实践理性的贯彻。

似乎决心奉行到底「以偏概全」的诡辩策略﹐李氏闭口不提贯穿《转法轮》一书中提高心性的修炼法则﹐以及修炼人心性变化的实例。削去了修炼人以自身的行为所展现的信仰之穿透力,以及十分普遍的﹐炼功人身体奇迹般好转﹐甚至起死回生的实例﹐其语意分析的批判式阅读一刀切除了使信仰之为信仰的超常力量。

这一超常的力量﹐在先哲的认知中﹐是超越语言或者逻辑的认知边界的。李自己也曾在1983年的访谈中如此说﹕「比如人生哲学和形而上学,其中有些问题就不是语理分析所能充份解决的。」十八年之后﹐他把这不能解决的部份以语理分析粗暴地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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